他没上过一天学，是地道的农民，写的诗文却上了中学语文课本，还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。一代传奇：

十几年前，我以王英老师为原型，写了一部近三万字的中篇小说，叫《敬老院的塔》，发在一家大型文学期刊上。张庆和老师看了后对我说：“像，你写得太像了，王英就是那样一个人。”

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，能得到别人的夸奖，心里自是欢喜的。待我向他表示感谢后，他笑着对我说：“哪天你也给我写一篇吧，我的故事可能更精彩呢。”当时，我跟他还不太熟，以为他跟我开玩笑，就对着他轻轻地笑了笑。过了些时日，他见到我，又旧话重提，而且，从他的表情看，不像是开玩笑。我不能光对着他笑了。我说：“你是大作家，我这水平，哪写得了你啊。”

我说的是实话。那个时候，我刚开始学写小说，是一个地道的菜鸟，加之进县城的时间不长，且性格内向，不善与人交往，县城里的事情知道得少，对一些写作的老师，也只是个脸熟。就说张庆和老师吧，我只知道，他跟王英老师一样，是闻名全国的农民作家，而且，他还是中国作协会员，写的诗上过初中语文课本，参加过全国文代会，两次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，除此之外，我就知之不多了。说到底，那个时候，张庆和老师之于我，还只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。

我人笨，上班又比较忙，工作之余，偶尔写点小东西，自娱自乐，对不熟悉的人和事，我写不了，也没想着要去写。写王英老师，得益于一个契机，或者说，是一个意外，也可以说，是王英老师对我的一个恩赐。

有段时间，我被抽调到一个专班工作，专班的办公地点设在南城，与王英老师住的养老院只隔着一条马路。专班中午提供工作餐，吃完工作餐，有一段空闲，回家又有点远，我就走过马路，去了王英老师那里。王英老师孤身一人，见我去了，很是高兴，赶忙拿出新写的诗来给我看。

王英老师一生爱诗如命，虽然快八十岁的人了，可一谈起诗来，就神采飞扬，没完没了。当然，除了谈诗，他还谈他的人生，谈他的爱情。王英老师一生坎坷，有很多的故事。他的故事，在我们浠水文学圈，不说是个个耳熟能详，但没听说过的少。我也是听说过的。因而，开始的时候，我没太在意，纯粹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，可慢慢地，我的心收紧了，耳朵也不由竖了起来。

要说呢，故事也还是那些故事，听王英老师自己讲与听别人讲，感受却完全不同。别人讲得再生动，也不过一个故事而已，他自己讲呢，就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了，那是他的生命，是他的痛与爱，悲与欢，粘扯着他的血和肉。我沉浸在他的故事中，跟着他的悲伤而悲伤，跟着他的欢笑而欢笑。这也许就是那些真正爱听歌的人，喜欢听原唱的缘故吧。

听了王英老师的讲述，我就有一种冲动，要把他的故事写出来。为了写好他的故事，那段时间，只要没有别的事情，中午吃完工作餐，我就去到他那里，跟他坐在一起，漫无目的地聊着。当然，大部分时间是他说，我听，偶尔，我也会问上一句两句的。我想把事情弄得清楚一点，特别是一些关键的细节。王英老师善讲，记忆力又好，几十年前的事情，他讲得跟昨天才发生的一样。

一个月后，我离开了那个专班，也带回了王英老师的故事。王英老师的故事，像一团酵母，在我的脑子里慢慢地发酵。发了酵的酵母，不断地膨胀，很快，我的大脑就被它胀满了。我只好将它拿出来，学着面点师傅的样子，加入面粉，还有一些佐料，再兑上适量的水，一遍又一遍地揉和。揉和好了之后，再按照我自己的想象，重塑了一个新的王英老师，也就是小说里的那个杜宇啼。

这就是我写中篇小说《敬老院的塔》的缘由。而我跟张庆和老师，从未有过什么交集，更谈不上深入的了解了，我怎么写得好他呢。

好在张庆和老师是个有名的作家，写过不少作品，后来年纪大了，不太写了，但写作是怎么回事儿，他比谁都清楚。他对我说：“不急，等你有空了，我跟你讲讲我的故事，你要是有兴趣，觉得可以写就写，如果没有兴趣，不想写也不强求，你不要有什么压力。”有了他这句话，我轻松了不少。

我的轻松，源于我的天真。后来，我才明白，张庆和老师说不急，是安慰我的，他自己呢，其实是急的，这不，没过几天，他就找到了我的办公室。

张庆和老师经历的世事多，又是文章高手，懂得铺垫，会用闲笔，一进办公室，就关心起我的创作来，问我最近写了些什么。我说，“没写，什么也没写。”他惊讶地看着我：“怎么不写呢？”我苦笑了一下，说公文材料都应付不过来呢，哪有心思写别的。他说：“也是的，搞创作要有时间，还要有好的环境。”接着，他说起了他们搞创作时的情况。

张庆和老师说：“我们那个时候搞创作呀，县里可重视了，一年要举办几次写作培训班，每次培训班，少则十几二十天，多则一两个月。我们在培训班里专心写作，东西写出来后，还有辅导老师帮忙修改、把关。如果一段时间我们没写出像样的作品来，县里要追究主管部门的责任，这样，主管部门就得加措施了。”

张庆和老师说话声音洪亮，笑声爽朗。为了证实当年领导对创作和创作者的重视，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他的身上。

一次，他在省里参加培训学习，中途因家里有事，就向领导请了假。那个时候，武汉到乡镇没有直达班车，到浠水县城也只有两趟定点班车。他搭乘班车回到县城时，已是半下午了，县城开往他家乡的班车已经过了点。他的家在绿杨的大山里头，离县城有六七十里路，走回去可能就下半夜了。怎么办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他想到了县文教局。那个时候的文教局，既管文化，又管教育，相当于现在的文化局和教育局。县文教局有公用自行车，他想去借用一下。

见了他，办公室的同志很客气，给他倒水，让座，可当他说要借自行车时，那人却不住地摇头，说不能借，不能借。局里的两辆自行车，一辆基本上是局长专用，另一辆是局机关干部共用。局机关干部多，经常为用自行车闹矛盾，因此，局里明文规定，自行车只能用于公事，且先急后缓，严禁外借。张庆和老师虽说是有名的作家，但身份是农民，不是局里的干部，而且，他回家是私事，不符合用自行车的规定。自然，他这次没有借到自行车。

第二天，局长听人说了这事后，把办公室那个管自行车的同志骂了个狗血喷头。局长说，“张庆和是外人吗？他是我们局、我们县的台柱子啊？”

张庆和老师说到这里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他一笑，脸上的皱纹就像春天刚钻出泥土的蚯蚓，到处乱爬。

张庆和老师说的这个故事，我也曾听人说过，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可以说是我们浠水文学创作的一个盛世，一个县能同时出四个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的农民作家，绝不是偶然的，那是创作者和辅导者共同努力的结果，更是县委、县政府及主管部门重视支持的结果。

张庆和老师还告诉我，那个时候，只要他们写出了东西，不管是诗歌是散文，还是小说，就有大报大刊抢着发表，而且都是重要版面。他们的诗文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，有的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，向国外推介。他们还分别被全国几所著名的大学聘为客座教授，并多次受到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。那个时候，他们不仅是新中国农民翻身当家作主的例证，更是浠水县一张最响亮的名片，说起他们，浠水人的心里就激动得发颤。

那个时候，他们的心也一直跟着浠水人的心一起跳动着，县里只要有什么重大的活动，准会有他们与之相配的诗文，如果没有他们的诗文，那活动就少了几分意味，也定然不那么重要了。他们像先行官一样，每次活动一开始，最先卷着铺盖上路的就是他们。他们善于在火热的战斗现场，采撷生活的浪花，他们的诗文，总能摸准浠水人的脉搏，总能摸准时代的脉搏。浠水人离不开他们的诗文，他们的诗文也总是与浠水的活动紧紧地连在一起。

浠水人是读着他们“社是山中一枝梅，我是喜鹊天上飞，喜鹊落在梅树山，石滚打来也不飞”的诗句，建起人民公社的；在农业学大寨时期，浠水人又读着他们的“山石多，占地多，赶快给我滚下坡。不，且慢着，滚也要听我发落！我要把你锤成链，我要把你锤成锁，锁住江，锁住河，锁住泥土不下坡”的诗句，开始轰轰烈烈的开山造田运动的，浠水能成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，他们功不可没。

张庆和老师跟王英老师虽然同为时代的歌者，但由于两人性格不同，家庭背景不同，所写作品的风格也不同。王英老师追求的是情、景、理、趣、美，写作精雕细琢，作品里有时会有一些忧伤的调子，特别是写到个人身世的时候，比如他的《乡思》：朦胧归去旧山村，鸟雀无声荒祖坟。四面炊烟谁挽客，儿时缠我古萝藤。张庆和老师则不同，他追求的是自然天成，所写诗文，大多是即兴创作，一气呵成，比如他的《题东江水库渡漕》：遥望东江不见江，只见巨龙腾天上。一口吸进东江水，化作甘霖润八方。

这样的两个人，所讲故事的调子自然也是不同的。王英老师讲的故事，多是哀婉忧伤的，张庆和老师讲的故事，除了哀婉忧伤，更多的是浪漫，甚至还有些传奇。比如，他经常跟人讲他当年参加全国文代会的故事。他说，那天听说毛泽东主席要出席会议，与会的代表都很激动，不停地昂起头来向四下里张望，他也一样。当看到毛泽东主席满面笑容、挥着手缓步进入会场时，他心潮澎湃，四句诗岩浆一样，从他的胸膛里迸发出来：只听鼓掌如鞭响，只见满园闪红光，只见人人都在望，头上升起红太阳。第二天，“头上升起红太阳”就成了《北京日报》头版头条粗大的黑体字通栏标题。

要说呢，按照世俗的标准，张庆和老师的人生，算不上幸福。当年，县里为了保持四大农民作家的农民身份，没让他们进入体制内。大集体时，每年让他们顶一个水利工指标，日子还过得去，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，没有水利工指标可顶了，生活就成了问题。特别是上了年纪后，身体又有病痛，没有退休金，没有医保，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。后来，县里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情况，每月给了他们一定的生活补助，日子才勉强过得下去。他的家庭和婚姻，也说不上美满。第一任妻子，跟他生育了一儿一女，儿子有智障。他们苦熬至中年，日子慢慢有些起色，她却得病去世了；第二任妻子跟他过了十来年，也因病先他而去；到了晚年，他又找了第三任妻子。就是这样一些经历，他讲出来，却浪漫得让人羡慕，甚至嫉妒。

当然，他给我讲他的爱情故事，是后来的事。第一次在我的办公室，他还有些“端着”，毕竟，我们还不太熟，论年龄，他是长辈；论写作，他是老师。所以，他只讲他的创作，讲一些正儿八经的事情。后来，我们熟络了，他才把“架子”放了下来。有一次，他跟我说：“我找爱人都有故事呢。”我惊讶地看着他，问：“很浪漫吧？”他笑笑说：“当然，保证你爱听。”我说，“我最爱听浪漫的爱情故事。”他来了兴趣，说，“那我就讲给你听听。”

他把他找三任妻子的故事都讲给我听了。相比较，我觉得，找第一任妻子的故事稍稍平常了些，在此，我只转述后面两个故事。

一天上午，张庆和老师去外地办事，走到一个田畈时，看到一个女人坐在田埂上放声大哭。女人凄惨的哭声，牵住了张庆和老师。当时正是“双抢”大忙季节，农民都在忙着割谷插秧，这个女人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？他不由自主地向田埂走去，走到了那个女人面前。

女人身边，放着一把锄头，衣服上、脸上、甚至头发上，都沾满了泥浆和汗水。张庆和老师问女人遇到了什么难处，问了几遍，女人都不理他。张庆和老师很有耐心，说：“这位大嫂，光哭也解决不了问题，你有什么难处跟我说说吧，兴许我能帮你呢。”女人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大哥，你走吧，我的难处比天大，你帮不了。”张庆和老师说，“你说说看，我就算帮不了，也可以给你出出主意、想想办法呀。”女人被他的真诚感动了，便把自己的难处跟他说了。

年前，女人的男人因病去世了。没有了男人，家里就没有了顶梁柱，而孩子又小，一家的负担全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，她有点承受不起。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“双抢”之前，家里的一头牛又突然死了。没有了耕牛，犁田就成了问题，她只能一锄一锄地挖，挖了两天，一丘田还没挖一半。她越挖越累，越挖越觉得没有希望，手上的血泡破了，泥水一浸，钻心的痛。她想去寻死，又怕自己死了，儿女没人管。所以，坐在这里向天哭诉。

听了女人的述说，张庆和老师笑了，说：“这才多大个事儿啊，我能帮你，你等着。”说完，转身走了，没过多大工夫，又牵着一条牛回来了。张庆和老师二话不说，把鞋一脱，裤腿一卷，就赶着牛下田了。

张庆和老师会写诗文，更是一个种田的老把式，犁耙耖錾，样样皆能。他把手中鞭子一扬，牛就按照他的旨意，行走起来。很快，那丘田被他盘得像镜子一样的平展了。田盘好后，他起身去田边抽了一支烟，抽完烟，又跟女人一起，把秧给插了下去。

他帮了女人的忙，并解开了女人的心结，女人很感激，一定要他去家里吃晚饭。女人炒了几道小菜，还拿出一壶酒来，陪着他喝。两人边喝边聊，边聊边喝，越聊越投机，越聊心越近。没过多久，一个没有妻子、一个没有男人的两个人就结合在了一起。

听完这个故事，我半天没说话，只看着他笑。他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你编的吧？”他说，“怎么会是编的？”我说，“这也太戏剧化了呀。”他也笑了，说，“世上有，戏上才有嘛，戏也是从生活中来的呀。这个你都不相信，那我找现在这个老伴的故事，你可能更不会相信了。”我说：“你讲吧，我分辨得出真假。”

张庆和老师的第三任妻子，也是个苦命人，四十多岁时死了丈夫，女儿出嫁后，她就带着十多岁的儿子来到了县城。一个快五十岁的女人，又没什么手艺，打工没人要，到了县城，只能靠捡破烂卖钱。捡破烂卖不了多少钱，她就样样节约，租房自然是拣最便宜的租。她租的房，在河堤边，很简陋，也很偏僻。一天深夜，两个小混混撬门而入，问她要钱。女人没有钱，小混混说，没钱就把她儿子杀了。当时，她尚未成年的儿子，在床上睡得正香呢。女人吓不过，就慌慌地出了门，找邻居借了五十块钱，给了两个小混混。

自此后，女人不敢在那里住了，就想着找一个热闹的地方租房。在寻找房屋的过程中，她认识了张庆和老师。张庆和老师当时也在那附近租房住。古道热肠的张庆和老师，主动帮她找了一处热闹、租金也比较便宜的房子。搬家那天，见她家老式木床上的床扎坏了，张庆和老师就回到绿杨老家，砍来几棵老楠竹，自己动手，帮她新做了一铺床扎。

女人在县城住定后，结识的人多了，就有热心人给她介绍老伴。其中一个是退休干部。两人接触后，那名退休干部对女人别的都满意，就是嫌她是个捡破烂的。他对女人说：“你再不要捡破烂了。”可女人捡了十几年的破烂，见了破烂不捡，心里难受。再说，他们还没正式结合，不捡破烂，她靠什么维持生计？

一天，张庆和老师在河边散步，碰上了女人。女人见了他，就冲他质问：“捡破烂犯法吗？”张庆和老师被女人问得有些糊涂了，不知怎样回答。他担心女人出了问题，但看着又不像，只好以问作答，说，“不、不犯法啊，捡破烂犯什么法？”女人说：“不犯法，那他凭什么看不起我？狗东西！”

张庆和老师有些明白了，就宽慰她说：“捡破烂好啊，弯腰就是钱，捡起就是宝。”女人一怔。怔过一会儿，又眯起眼睛看着张庆和老师。女人说，“你说什么？你再说给我听听。”张庆和老师就笑着把那话重新说了一遍。女人问，“你真是这样想的？”张庆和老师说，“事实就是这样呀，你每天捡的破烂，不都换成钱了吗？可惜，这世上有些人不识宝啊。”

女人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。她用大大的眼睛看着张庆和老师，看了一会儿，突然弯下腰去，挑起身旁的两大袋破烂，一阵风似的走了。

过了两天，女人又找到张庆和老师。女人说：“我跟他散了。狗东西，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，有什么了不起，他看不起我，我还看不起他呢。”张庆和老师问女人，为什么看不起他。女人说，“一个俗人，眼里除了钱没有别的，跟这样的人过日子，心烦。”

张庆和老师被女人的话逗笑了，顺口问：“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人？”女人说，“就你这样的！”女人的回答，直截了当，把张庆和老师闹了个大红脸。他摇着头说，“莫开这样的玩笑，我七十多岁的人了。”

女人说：“我也五十多岁了。”

张庆和老师说：“不行，不行的，我老了，又没有退休金，财政每个月一千多块钱的补贴，养不活人的。”女人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不要你养，我会捡破烂，还会擦皮鞋，我能挣钱。只要你点个头，我就来给你做饭洗衣，照顾你一辈子。”

这太让张庆和老师意外了。他愣怔半天，不知怎样回答女人。理智告诉他，他俩年龄相差二十多岁，不太合适，再说，他也没有再找老伴的打算，可如果当场拒绝，肯定会伤了女人的自尊，像她这样的人，把自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

张庆和老师想了想，对女人说：“谢谢你这样信任我，可这是关系到你后半辈子幸福的大事，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，不急，等你考虑好了再说。”女人说，“我早考虑好了，不然，我不会来找你。”

张庆和老师惊讶地看着女人，不知说什么好。女人问：“你是不是也像那个狗东西一样，嫌我是个捡破烂的？”张庆和老师说，“不，不，我怎么会嫌你捡破烂呢？捡破烂不丢人，也不比人矮半分。你是个好女人，哪个男人得到你，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。”

听了张庆和老师的话，女人脸上泛起了一层潮红，人也变得扭捏起来，刚才那灼人的目光，顷刻间像蒙上了一层雨雾，变得迷离而躲闪了。

“这是一个好女人！”看到变化后的女人，张庆和老师的心动了一下。但他仍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轻声问女人，“有钱的退休干部你都不要，为何要找我这个穷老头子？”女人说，“因为你跟他不一样。”

“我跟他不一样？我跟他有什么不一样？”张庆和老师疑惑地看着女人。女人说：“你是一个作家，是一个有知识的人，说话也好听些。”

张庆和老师讲完这个故事，老脸红红的，眼睛里闪着光。我定定地看着他，没有笑。他以为我不相信，就强调说：“这次我没有编。”我说：“我没说你编呀。”他说，“这次我真的没有编。”看着他那较真的样子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张庆和老师是个爱脸面的人，平时跟人讲的，多是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，败走麦城的故事，他是不会跟人讲的。我知道，他讲的这些故事里面，肯定有些虚构的成分，特别是一些细节，但主体应该是真实的。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，跟一个后生晚辈，讲自己的爱情故事，而且讲得这样具体而生动，无非是想激起我的写作兴趣，让我像写王英老师那样，把他的故事写出来。他跟王英老师同为浠水四大农民作家，经常在一起学习，在一起写作，几十年下来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王英老师孤身一人过日子，他怕他寂寞，逢年过节，总要让子女去王英老师家中看望；王英老师病了，他让老伴炖好排骨汤给他端过去。但同为写作者，有时也难免互相较劲，互不服输，特别是到了晚年后。

有一次，县里召开创作座谈会，张庆和老师先发言。难得有这样的机会，一拿起话筒，他就没完没了，讲他的创作，讲他在北京参加文代会、在武汉的大学讲课、在杂志社当编辑的一些情况。他正讲得兴起，王英老师说话了。王英老师说：“老张呃，你一个人老讲那些现话，有什么意思，也留点时间让别人讲一下呀。”张庆和老师扭头看了看身边坐着的王英老师，虽意犹未尽，但还是草草地收了场，把话筒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。他一放下话筒，王英老师就抢了过去。王英老师讲起来，也是没完没了，而且，讲的也全是他的那些高光时刻。张庆和老师心里就有点不舒服：“你说我讲现话，你比我讲的还多呢。”

张庆和老师的故事很多，也很感人，他想我帮他写出来，我也想帮他写出来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总找不着调儿，没法将它们揉捏在一起，使之成为一个整体，变成一部文学作品。对此，我很痛苦。我想对他说，我写作能力不行，写不了他的故事，但又说不出口。一来，我也是个爱面子的人；二来，我怕他问我，“你写王英是怎么写出来的。”他若这样问，我该怎么回答呢。我只能将其归咎于缘分。这就像谈恋爱，看着很合适的两个人，可怎么努力，就是走不到一块儿去。写作跟谈恋爱差不多，可能也需要缘分，有些东西，不是你想写就能写得好的。

话虽这样说，可我还是觉得，很对不起张庆和老师。他不愧是一个仁厚的长者，从没因我没写出他的故事而怪罪于我，相反，他还多次向县领导建议，给我调换工作，让我有时间创作。虽然最终没能如愿，那份情我永远铭记着。

张庆和老师已仙逝多年，此前，我也尝试着将他的故事，写进不同的小说里。比如，我将他找第三任妻子的故事，写进了一个短篇小说，还有，我把他年轻时的一个恋爱故事，写进了一个中篇小说，效果都还不错。可这些，都不能减轻我对他的愧意，所以，在这个寒冷的夜晚，我零零碎碎地写下了这些文字，算是对他的一个交代，也表示一份敬意，日后，如果有机会，我还会写他的故事。我想让后人知道，浠水曾经出了这样一位农民作家，他是一个传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