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1年前，也就是1993年的7月，我拿到了我中考的分数条——512分。512分是个啥段位呢？我的记忆里，539分以上就是去“黄高”（黄冈中学），506-538分应该就去浠水一中，499-505分之间就去浠水师范，498分以下就只能去团陂高中、洗马高中等普通高中。我记忆里普高好像不需要分数门槛，啥分都可以去（现在不是这样，普高也规定了最低录取线），只是部分家长觉得，孩子读了也不好找工作，也就懒得读了，直接进城打工得了。
我是512分，我要去哪里？未来的路怎么走？家里出现了分歧：我爹（爷爷）的意思是我去上一中，要考大学，要光宗耀祖。小学二年级因为出身问题被迫辍学，当了一辈子农民和受了一辈子苦的我爸的意思是我去读师范，毕业后就可以当老师，有个稳定的铁饭碗。农村人，哪怕家里的其他人都觉得我爸说的在理，但谁都拗不过我爹，他脾气大得很，他从来就是说一不二的人。在他眼里，家里所有人都没有文化，都没见世面，只有他牛逼哄哄。
可他真的有资本——他父亲（我的曾爹）是我们镇远近闻名的大地主，我爹接受了好的教育，读了私塾，去省城武汉上了湖北革命大学（应该是武汉大学的前身，或改制合并到现在的武汉大学），当然是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看问题更长远、更深刻。
1993年9月1日，我进了一中的大门，也是我第二次进这个大门。第一次进是一年前，我读初中（当时的十三中学，现改为团陂镇十三小学）的时候，我的英语任课老师朱征山老师带我来这里参加黄冈市学科竞赛，浠水赛区设在浠水一中。那是我第一次坐班车，第一次下馆子，第一次住宾馆，当然也是第一次进一中，觉得这里很神圣。那次竞赛我考得不错，总分黄冈市第二，英语单科第一，学校大黑板上写着“向姚华松同学学习”几个大字。我爹去学校领退休金，被学校老师要求请客，他说“凭啥”？人家就带他看大黑板。但初中归初中，进了高中，进了一中，全县的尖子生都集聚于此，我突然变得啥也不是。
我被分到了（7）班，成绩在班上排中下游。全部50人，我在20-30名之间，相当一般。不是我不努力，我也努力，但就是赶不上人家。没办法，人家就是聪明，智商情商都比我高，他们比我会玩，还比我学得好。他们打乒乓球的时间比我多，周日下午去车站附近录像厅看录像的比我多，相当部分同学是既会玩，又会学，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开始相信两个字——“信命”。
我觉得凡事终有注定，有些人就是有天赋，就是天生会学习、会考试，你没有天赋怎么学都学不好、学不精，人家不学，考试也轻松拿捏，很多时候是没办法的事。
我记得清楚，我们班上有个叫徐勇的同学，天天打乒乓球，但数学、物理长期考全班第一（但他似乎偏科比较严重，英语、语文差一点）。
班上的学霸有蔡奇彬、叶勇、余海琴，有来自县城清泉镇的活泼的桂仲军、冯利、张勇兵、胡剑，有打乒乓球厉害的徐勇、胡剑、袁林、胡根稳、鲁建明、郭碧松、徐秀峰、卢建新（打乒乓球厉害的也大多是活泼的），我也打，也爱打，只是总被他们嘲笑。我不会抽球，只能抵挡，他们几次都抽不死我，就爱嘲笑我。
我心里当然也会难受，但我知道，他们没有恶意。我更加清楚，性格不同，见识不同使然，我是县城北部山沟沟出来的，我内向，内敛，他们近县城，他们外向，他们活泼，开朗，大方。为了不被他们嘲笑，赌气就不打球了，那才是我的损失，那样我就会封闭自己，闭塞自己，不社交，没有朋友，没有玩伴，那才是更大的损失，和更大的悲哀。
是的，忍受是一种美德，我常常觉得，不管是面对成绩比我好的同学，还是球技比我好的球友。
说到乒乓球，球台位于后排初中部和前排高中部中间的位置，应该有10张台左右。每次放学铃之前，我们喜欢打球的同学就怀揣乒乓球拍，飞奔出教室，大踏步下台阶，继续飞奔到乒乓球台，往上面一站，把拍子一放，就算是所谓的官宣了——“这张台有主了”。
现在想想，真的好危险，那样子飞奔，多容易摔跤和受伤啊，但那时候，似乎没有人理会，第一个占到台子，有地方打球，才是王道。
和我一样相对老实、寡言少语的有陈志勇、李贵鹏、刘艳军，我更多和他们聊聊天、说说话。
对了，打羽毛球厉害的是曾红，这家伙，算是班里最活泼的，上午三四节课之间的20分钟休息时间，他高二，他可以在教学楼下面的广场上大大方方和高一女孩子打羽毛球，可以打上五分钟不掉球，像打表演赛一样，在全校学生面前。佩服他的球技是一方面，佩服他胆子大，嫉妒他胆量大，敢公然与来自县城的女孩子众目睽睽之下打球是更重要的方面。我也不晓得他们是不是在谈所谓的“恋爱”，反正就觉得这家伙特牛。
班里有一些美女，沈丽啊，曹小莉啊，我只能偷偷看看，下课从我班教室窗边经过的其他班的女同学，也只能偷瞄一眼，不敢多瞄，胆子小啊，怕啊，害羞啊，有时候看了就心慌，就心虚，像做了贼一样。记得毕业留念的时候，班上的陈志勇、杨彩华两位同学在我的留言本里写了对我的建议，大意是“你要放开一点，大胆一些”“多一点男子汉气质”。现在想想，真的是大实话、大真话。农村的孩子，面对女孩子，总是习惯性地紧张、腼腆、害羞，这是永远挥之不去的痛。
但那时候也有轻松的时候，那时候的高中生不像现在的孩子一天到晚各种补课，各种紧张兮兮，各种心理问题。记得每个周六晚上都是自由活动时间，都是各个班上固定的学歌与唱歌时间，我们最帅气的班长詹锐，还有徐秀峰，经常上讲台教我们唱歌，必须是当时最流行的歌。高一我记得学了《花心》《吻别》《饿狼传说》《只愿一生爱一人》。
那时候，“四大天王”很流行，谁会唱粤语歌，谁就很牛。那时候的每个月末学校都会放2天假，即所谓的“月假”。从县城回镇上要两个小时，班车上也会放一些流行歌，有时候也会听到《花心》《吻别》，觉得美滋滋的，因为是上周六我听过和学过的歌。
月假收假后，和其他来自乡镇的同学一样，我会用罐头瓶带一瓶咸菜，和一瓶熟菜，吃上一个星期，咸菜通常会带腌洋姜、腌萝卜丝、腌辣椒、腌刀豆、酸豆角等，然后待到月末再回家取。
回家，对于住县城或家境好的同学而言是打牙祭，我却没有牙祭可打。我所在的团陂镇地处偏僻山区，交通不便，经济最差，爸妈除了务农，没有其他收入。每次回家，吃几个鸡蛋就算不错了。
那会儿，我爸妈在家种田，高二开始，我爸、我二叔会轮流去武汉砖瓦厂打工，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搬砖，一天赚8-10块钱，他俩轮流去，一人去一年，因为家里得有个男人，很多犁田、耙田、挑草头的重活得男人干才行，在家的年份，我爸就下河淘铁砂卖。大冬天，冰水刺骨，也得淘，一天可以赚4-5块。
高一暑假的一天（农历六月初四），我爹突然走了，因为突发性的肝硬化、肝腹水。家里失去了最高学历的知识分子，家族里所谓的知识分子，就剩下毕业于师范当时已经在家乡某小学从教的三叔，和念高中的我。
我当时想，怎么办呢？冥冥中我总会感受到有一股力量，在压迫我，监视我，监督我，像绳子一样牵引我，绳子的另一端是我爹。
到了高二，相对熟悉一些县城了，也多了一些朋友，我们就会走出学校，了解学校周边的环境。学校大门对面是县公安局，旁边有一个“不夜城宾馆”，再过去是县城的老广场。广场对面是一个大礼堂，开大会用的，负一层还有一个录像厅。
吃腻了学校的早餐，我们玩的比较好的三五个会去学校正门对面一个早餐店吃粥，吃油条（油果子），一块钱管饱。我们也会去学校后门一处餐馆打打牙祭，三块钱就可以炒一盘油淋茄子，很多油，很香很香。我们也会走街串巷，去到步行1公里之外的天宝酒厂饭堂吃午餐或晚餐，那里有那种煎的粑，里面有蔬菜，有韭菜，有肉，味道很不错，五毛钱一个。估计是酒厂职工更多是回家吃晚饭，附近一中的学生反倒成了晚餐的主要食客。
大冬天，我们会去2公里之外的浠水氮肥厂洗澡，因为那里才有高级的淋浴间，记得是五毛钱一次。那时候学校没有学生澡堂，没有淋浴间，我们要洗澡，只能拿着开水瓶去开水房接开水，去厕所，对着冷水洗澡，当然是又冷，又不舒服。当然不能天天洗，一周洗一次，就够可以了。可以天天洗澡，对于学生，就是女生，也绝对是天方夜谭，痴人说梦。就是有房子的老师，也做不到，也不用做到。那个年代，不流行天天洗澡，麻烦得要死，尤其湖北的冬天，寒气逼人，也没那个必要（天天洗澡）。
就这样糊里糊涂，1996年高考揭榜，8月初的一天，我去学校拿分数条：498。我非常清楚，这个分数，只够上黄冈师专，将来也只能当老师。从学校到镇上坐车，从镇上步行一个小时到村里，我的情绪当然是沮丧，郁闷，感觉天都快要塌下来。快到家，应该是下午四点左右，我爸，我妈，我弟在田里收稻谷，我爸问我如何？我大声说出了两个字——复读。
回到家，我立马拿出书包，所有的书，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（在农村，当然没有“我的房间”这种概念，没有谁说这是谁的房间，那是谁的房间），反锁门，我开始了我的“复仇之旅”——我决定复读一年，我的目标是提高100分，拿到598分，那样子，我的选择余地就很多了。我立马拿出高三时候的试卷，开始分类，语文一堆，数学一堆，英语一堆，物理一堆，化学一堆，我开始复习试卷，我开始重做试卷，我把错题抄在本子上，重新做一次，一道题一道题地过，一道题一道题地搞定。
奶奶问我话，我不答；晚上六点多，我爸敲门，不开；我妈敲门，不开；七点半，我弟给我送饭、敲门，不开，我爸在门外生气了，我还是不开。就这样，我做题做到了半夜，不晓得时间，我躺在地上睡着了，直到第二天早上，我才开门。
那个暑假，我没有再干农活及家务活，也是我的第一个暑假没干农活及家务活。
9月1日，我再次踏进一中的校门，我正式开启了我的高四生涯。我强迫自己更认真了，我真实感受到了压力。我英语、化学、数学是强势学科，语文、物理是我的拉胯学科，我给自己制定的策略是重点恶补语文、物理等拉跨学科，稳定英语、化学等强势学科，我要求自己不能丢分的题绝对不能丢分，我要求自己细心细心再细心。
我的语文相当差，应届时候，语文老师每次上课都会念两篇范文，就是写得好的，和一篇水文，就是写得很差的。写得好的文章的学生当然会被当场点名表扬；写得差的，老师会说，“至于谁写的，我就不说了”，然后，全班同学的眼睛会齐刷刷地看向我。大家都知道，作文习惯性跑题的那个人一定是姚华松。这一度成为我的阴影，我怎么就写不好作文呢？高四期间，我买了不下五本作文范例书看，模拟书中作者们的写法，机械模拟与模仿，我就不信那个邪，然后就慢慢跟上了，至少能搞个及格分。
半年后的模拟考及月考，我的平均名次进了班上前12-15名。复读班全班120人，15名的成绩对应的分数大概是580-590分之间，这个成绩，上一所重点大学（对应现在的“211”大学）应该问题不大。我的状态也好一些，不似从前那么刻板、严肃，适当的轻松、松弛、放松，其实也是好事。
1997年8月10日，我去到学校，在教学楼的走廊处，我碰到我的英语老师兼班主任李国友老师，我问他，“哪里”（我的意思是考上了哪个学校）？他说——湖大（湖北大学）；“干什么”？我问（我意思当然是专业），他说——“教地理”。我彻底懵了，我压根就没有报湖北大学啊，还什么“地理教育”啊。后面才知，我的分数是571分，我因为志愿填报出了重大问题，我第一批次的两个志愿分别填了武大和华中理工大学（现在的华科大），然后分数差一点，也行啊，我可以去第二批第一志愿长沙铁道学院（现在应该是中南大学），但偏偏我在第一二批志愿之间的“是否服从分配到师范”后面打了一个勾，就这样，我被拦截去了湖大，且专业是当时没有人报的地理教育，和后面成为我本科同班的32名同学一样，我们都是一样的命，我们的高考分数是全湖大最高的，我们都没有人填报湖大，我们都是被调剂来的。
此后，就是误打误撞，我在湖大相继念了本科及研究生，读的是人文地理，然后2005年来到广州在中大读了博士，专业还是人文地理，2008年来到广州大学工作至今。
我未来的人生也大体如此，平平淡淡，波澜不惊，混混沌沌，但我会永远铭记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母校在哪里，是的，我永远都是一中的一名毕业生。
回想在一中的四年，如果非要用几个关键词（key word）凝练与概括，我大概率会给出下面这几个吧：
感恩——感恩我爹对我人生的果断决定，感恩我爸妈和我弟的付出，感恩四年来各位任课老师对我的培养，感恩四年来遇见认识与结识的每位同学对我的各种帮助、陪伴与点醒，感恩自己在无数个黑暗中的尝试、探索、自强与自立。
内敛——作为农村出来的孩子，与我同龄或同年代的人都有这种挥之不去的性格特征，当然得适度修改或修复，大方一点，开朗一点，松弛一点，奔放一点，但也可以让我们变得沉稳，和审时度势，也能让我们冷静地面对与分析各种情境与问题。
煎熬——真的，每个人都不容易，尤其从下面乡镇走去县城的孩子，不仅有成绩方面的劣势，更有性格、脾气、秉性、韧性、社交、文化方面的冲突与适应，能怎么办？得熬啊，在熬中淬炼蜕变成长壮大与强大，此外，没有别的路可选、可走。
或许有人要说（或质问），“姚老师，母校回忆，你怎么尽表达一些苦难或糗事，不能记录得阳光一点、灿烂一点吗”，我想说，我主张真实的写作与记录，我更觉得，作为一个农村地区的高中学生，辛苦与苦难是必经的，必历的，是怎么也回避不了的，我们当时是，现在的学弟学妹也是。我们能够达致我们现在的样子（于部分人而言是成绩或成就），真的要感谢我们在浠水一中时经历的各种苦难，目前在校的学弟学妹，也正在经历各种与我们不一样的苦难，且这些苦难一定对于成就他们日后的未来至关重要。苦难，于农村孩子而言，就是财富的同（近）义词，就是广大农村孩子的必修课。农村的孩子想走出去，就得吃苦，就得比城里的孩子吃更多苦，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，我以为这句话永远不过时，尤其对于农村出生和长大的孩子而言。
校庆120周年之际，我由衷祝愿母校浠水一中生日快乐，祝教过我课的老师（韩文理、陈畅、陈婷婷、周志刚、何建生、戴育云、徐焕、饶育群、闵臻、李国友、李国兵、徐文化、周培胜、张楚志）身体健康，祝在职的老师们工作顺利，祝退休的老师们神采奕奕，祝在校的学弟学妹们学习进步，考上心仪的大学，祝遍布全球的一中校友们诸事顺意，常回“家”看看。